近日,天津武清区发布了“从外埠购置二育猪进行短期育肥后出栏,补贴150元/头”的鼓励政策,旨在确保完成当地本年度的“菜篮子”任务指标。这一政策令其他地区的养猪人羡慕不已。然而,为何地方政府会如此大力鼓励这种行为?这背后既有地方政府的无奈,也反映出我国生猪产业发展背后的深刻变化。
  去年秋冬季节的疫病对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的生猪产能造成了巨大损失,相关数据显示,疫病可能导致80%的散户退场,40%-50%的产能损失。这种情况不仅仅局限于天津,而是全国性的。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养猪技术的限制以及生物防控投资规模的约束,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区已经成为全国养猪难度最大的地区。特别是在病源污染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养母猪成为禁忌。
  今年8月中旬,在河北地区的生猪行业交流会上了解到,河北、山东一带的母猪去化非常严重。有山东的养猪人表示,山东省的能繁母猪存栏可能只有100多万头,这与官方公布的256万头的数据差距较大。尽管数据可能存在水分,但至少说明该地区母猪去化程度远超官方数据。河北则没有官方数据。
  为了恢复生猪产能,各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产的政策。例如,天津在今年一季度就发布了推动武清、静海加快灾后恢复生产的政策,并将外购仔猪、能繁母猪的资金补助范围扩大到整个涉农区。然而,即便如此,天津的生猪产能仍未恢复。一方面,今年5月之前生猪行情持续低迷,养猪人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山河四地养猪难度大,疾病难以控制。养母猪周期长、管理复杂、技术难度大,抗风险能力较弱。
  在这种背景下,天津选择了通过二育来确保完成本年度的菜篮子任务。目前,在山东的烟台、青岛、威海等地出现了大量育肥场,其中仅威海地区就有20家育肥猪场,这几个地区加起来约有80多家猪场专做育肥,单场育肥规模从千头到上万头不等,总出栏规模可达1000万头。从今年5月开始,山东地区二次育肥集中入场,主要集中在新泰市,一年可出栏六七批猪,约六七百万头。
  近两年来,行情不规律频繁波动和猪病频发导致许多自繁自养的养猪户转型为专业育肥。北方地区尤其突出。育肥模式周期短、管理简单,有利于生物安全和疫病防控。即使碰到低价行情,也不会出现长期亏损。猪出栏后,可以根据猪价趋势灵活调整上猪时间。这些优势使得选择专业育肥的家庭农场越来越多。
  市场层面也涌现出许多为专业育肥服务的机构和公司,提供专业育肥营养方案。这反映出养猪行业正在经历不可逆的结构大洗牌。随着专业育肥模式的普及,养猪专业化分工越来越明显:养猪集团走育肥猪代养模式,规模猪场专业化母猪饲养,家庭养猪农场进行专业化育肥饲养。
  当前二育呈现出新的特点,许多二育户实行“滚动出栏”,不再执着于压到多少体重再出栏,只要有利润即可。这种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为他们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次官方公开鼓励二育,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二次育肥已逐渐从“偶然行为”发展为“常态化行为”,成为行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参与主体也从散养户、经纪人发展为专业育肥团队,甚至集团企业也参与其中。从更宽泛的视角和更长的周期来看,我国养猪业正在兴起的专业育肥是产业模式发生质变前的必经阶段,也是向更规范、更高效方向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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