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生产资源更富集的北方地区，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当地供给大于需求，从而生猪价格也比南方更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北猪南运的方式来实现生猪全国供需的平衡。
要点速览
1.非洲猪瘟发生以来，区域间价差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西南西北相对走弱，华中华南相对走强；
2.我国区域间价差有一定的季节性，旺季南北价差高，淡季价差低；
3.价差和价格本身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4.在自由流通的环境下，区域价差本质上是由生产成本和调运成本决定的；
5.由于区域间的供给受政策、投资、市场节奏等多个因素影响，并不会完全匹配经济性的资源禀赋，区域间的供需差距是价差形成的直接原因；
6.调运政策的变化，限制了生猪的自由流动，导致区域间的供需差距无法调和，会加大区域间的价差。
正文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开展养殖业的禀赋不同，有的地方接近原料产区，具有成本优势，有的地方接近猪肉消费集中地，具有销售优势。
通常情况下，生产资源更富集的北方地区，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当地供给大于需求，从而生猪价格也比南方更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北猪南运的方式来实现生猪全国供需的平衡。
资本的投资选择，企业的养殖布局，贸易流与养殖结构，市场的供需平衡，都和区域价差相关。这些都是驱动我们从价差这个层面来探寻生猪市场奥秘的动因。
我们按照行政地理区划，把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华南、华中、华东、华北和东北七个区域，可以从下表看出，各区域间有明显的价格差距。同时，在过去的5年的时间内，区域间价格的相对水平也在变化。
表1：各区域生猪价格（元/公斤）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中信建投期货
以华中地区为参考系，西北、东北和华北属于低价区，而西南、华东和华南则属于相对高价区，北弱南强的局面突出。不过在非洲猪瘟发生之前，西南地区是猪价的领跑区域，而在非洲猪瘟发生之后，华南地区则成为价格的领跑区域，西南地区的价格在近两年甚至低于华中地区，西南地区养殖存在相对劣势。
了解区域价差，明确价差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判断区域间生猪市场情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将从事实、原因和政策三个方面探讨生猪区域价差。
事实：区域价差的近期表现
自2018年1月至今，我国的南北价差经历了“走扩-走缩-再走扩-再走缩”两轮变化。2020年2月，南北价差的峰值达到5.61元/公斤，而到今年2月，已经回落至1.24元/公斤。但即使已经回落至此，也仍高于非洲猪瘟发生前2018年2月的价差1.0元/公斤的水平。
我们首先从价差与猪瘟、季节性、价格的相关性三个方面来介绍价差变化的事实。
1.1非洲猪瘟发生后的价差变化
将非洲猪瘟前（2018年前8个月）与非洲猪瘟时（2019年整年）的7 大区域的价格做一个对比，我们看出区域间差距明显变大，且在非洲猪瘟前，东北与其他区域的差异最大，而猪瘟后则变为了西北。
表2：非洲猪瘟前（2018年）七 大区域价差关系（元/公斤）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中信建投期货
表3：非洲猪瘟爆发时（2019年）七 大区域价差关系（元/公斤）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中信建投期货
我们认为，并非西北地区猪价变化大，而是在其余地区猪价受猪瘟影响严重时，西北地区相对稳定。华中-西南和东北-华北，这两个区域的价差在猪瘟发生后反而缩小了，我们认为，这些变化同非洲猪瘟发生的过程以及区域间供应恢复的程度有关。
在非洲猪瘟发生后，各省的价格偏离值（同全国平均价格）和非洲猪瘟在各地的严重程度也呈现明显的相关性。
图1：2019-2021年间20个主要省份与全国均价价差绝对值（元/公斤）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中信建投期货
2019到2021年间，平均来看，与全国均价差距最大的是海南，3年来平均高于全国均价3.39元/公斤；其次是新疆，3年来平均低于全国均价2.79元/公斤。
若分时期看，2019年价格偏离全国均价最大的是9月的云南，低于全国均价6.78元/公斤；2020年价格偏离全国均价最大的是2月的新疆，低于全国均价6.46元/公斤；2021年海南的猪价格外醒目，在其他省份的价差都在缩小时依然保持坚挺，于5月达到最大价差，高于全国均价6.37元/公斤。
新疆、云南和海南在价差上出现了相反的表现，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非瘟带来的影响以及区域产能变化不一带来的结果。
1.2 价差有季节性
区域消费季节性的差距、各地供给结构的差距以及调运流向季节性的转变等多方面因素使得我国生猪南北价差呈现有规律的季节性波动。
图2：2012-2021年间南北平均价差的季节性变化（元/公斤）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中信建投期货
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除受非洲猪瘟影响严重的2018年后半年和2019年，其他时间段的区域价差的年内走势有一定的规律性。南北价差会在2月达到一个小高峰，之后3，4，5，6月逐渐走缩，再在8，9月左右达到第二个小高峰。部分区域冬季偏好大猪、南方季节性腌腊需求的增加是价差变动的主要原因。
18和19年，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价差的季节性规律被打破，我们将在后一节再详细解释。2020年和2021年，价差再次恢复了季节性波动的规律，非洲猪瘟带来的直接影响减弱。
1.3 价格越高价差越高
2019年下半年，生猪价格暴涨，区域价差也被快速拉大。价格是价差的计算基准，价格水平提升，价差随之增加。从逻辑上来说，运输损耗、要求利润率等区域价差的决定因素都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现，这是价格较高时价差较高的底层原因。
图3：2012-2022年间全国均价与南北价差的变化（元/公斤）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中信建投期货
价格与价差的相关系数为0.69，具有显著的长期相关性。非洲猪瘟前后，猪价翻了2.5倍，价差翻了3倍。
除此之外，价差的变化相较价格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在猪价先出现拐点后价差再出现拐点，滞后期在1-3个月左右。
价差形成和改变的原因
价差的形成和改变是多种因素糅杂后产生的结果，但归根结底是由各地的生产成本，供需分配，运输条件所决定的。
生产成本的差异是一项长期且基础的底层原因，而供需的不匹配则是导致区域价差的直接原因，成本低的地方不一定需求量大，因此需要将产能溢出的地区的猪运往高价且缺猪的地区。当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后依旧低于其他地区的生产成本时，调运也就由此产生了。
而成本，供需，运输条件有了变动，价差也就随之改变了。
2.1成本是价差的底层逻辑
生产成本是决定区域相对价格高低的一个长期因素，在销售价格相似的情况下，生产成本更低的区域具有更大的利润空间。生产成本主要包括了饲料、猪苗、兽药、疫苗、人工、水电、设施设备折旧等。在饲料和人工方面，北方相较南方都有明显的优势，总体上看北方养猪成本会更低一些。
通常情况下，在生猪的养殖成本中，饲料成本占到了60%以上。饲料大部分由玉米和豆粕构成，假设饲料中玉米和豆粕的占比为65%和15%， 2015年至今各大省份每吨饲料中玉米和豆粕的平均成本如下图所示。
图4：2015-2022年间七 大区域的每吨饲料中玉米和豆粕的平均成本（元/吨）
数据来源：wind
玉米价格北低南高，豆粕价格西北高东南低，综合来看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价格饲料原料综合成本偏高，而东北地区的价格则相对较低。按照3.3的育肥阶段全程料肉比，单头120公斤出栏生猪在玉米豆粕上的成本差距，东北和西南就达到了50元/头左右（过去五年平均价格，非当前价格）。当然，部分区域有当地相对低价的饲料来源如小麦、稻谷等，可以略微减轻成本差异。
育种阶段从本质上来讲，也主要受到饲料成本的影响，从仔猪价格的角度看，其同肥猪价格的区域价差结构也基本一致。
除此饲料成本之外，温度和湿度等气候条件也是影响养殖效率进而影响生产成本的因素。
在适宜的温度（15°C-27°C）下生猪的生长才是最快的，过低或过高的温度都可能影响生猪的生产性能。过于寒冷的气温会影响仔猪的存活率，肥猪也会因为其皮脂和过于简单的消化呼吸系统，容易患上各类呼吸道疾病和腹泻；而高温会使生猪食量下降，增重缓慢，还会增加肥猪继续猝死症的发病率。
在湿度方面，过于干燥会造成猪舍灰尘大量漂浮，不利于生猪的呼吸系统；而潮湿也会妨碍到生猪的散热功能，加重高温的危害，同时还会滋生细菌加大生猪患病的几率。
北方与中部大部分地区冬天的气温在零度以下，尤其是东北地区，夜间的温度则可能降到零下三十度以下；南北地区夏季均有高温，而南方的潮湿又加剧了体感温度，使之更加闷热；西北地区常年气候干燥，而南方则常年保持高湿度的环境。不同地区的这些环境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生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无形之中增加生猪的养殖成本，即使猪舍使用了空调和通风设备等手段来调节这些不利因素，购买和支撑这些设备日常运转的资金也会间接的增加成本支出。
2.2 供需是区域间价差的直接原因
成本的区别是底层逻辑，而区域间的供需差距则是直接原因。
我国生猪产能分布集中在西南、华东和华中地区，根据统计局各地调查队的数据，2021年各省份生猪出栏数的前五名分别为四川（6314.8万头）、湖南（6121.8万头）、河南（5802万头）、山东（4401.7万头）和云南（4192.2万头）。
需求方面，我国猪肉消费集中在华东、西南和华南。人口数量和对猪肉的偏好是这些地区消费量较大的主要原因。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而西北地区虽地域广阔，却人口稀疏；其次，北方有许多牛、羊的牧区，作为替代品的牛羊挤占了小部分猪肉的市场，而南方的饮食习惯对猪肉的依赖性更强。
图5：七 大区域猪肉生产与消费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华东、华中与西南的猪肉产量，占据了猪肉总生产量的68%。而在猪肉消费量方面，华东地区稳居第一，随后是西南与华南。华东的生产量最高，消费量也最高，既是猪肉最大的产地，也是猪肉最大的销地；北方各地与华中地区生产量大于总消费量，是生猪和猪肉的调出区域；而华东与华南地区的猪肉生产量明显小于猪肉消费量，因此价格领跑全国。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数据采用的是猪肉产量和消费量的占比，而非生猪出栏量和猪肉消费量的占比，后者的区域间差距实际更大。
针对生猪产销错配的状况，区域调运应运而生。北猪南运既减少了北方多余的猪，维持了北方的猪价，又补上了南方猪肉的缺口，降低了南方的猪价，两方的猪价在调运的调节下缩小到养殖成本差距和调运成本的构建的平衡线附近
2.3 非瘟转变供应，调运影响流动
2.3.1非瘟前后，区域供需导致价差与成本相异
2018年8月，非洲猪瘟发生，其路径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不同区域影响也不同。非洲猪瘟造成生猪分区域分阶段的大量死淘，使得原本已达到相对平衡的各区猪价严重失衡，南北价差迅速扩大。
非洲猪瘟发生的同时，各省保供政策、全国和地方企业的分区域扩产，导致区域间供给数量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对比非洲猪瘟发生前后的区域猪肉生产情况，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图6：2015年和2020年各区猪肉生产/消费量占全国的百分比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通过比较各区域产销占比的消涨，我们发现，猪肉消费占比除华东区外，其余的变化并不明显。在猪价上涨的情况下，相对富裕的华东人民对猪肉的需求刚性更强。
各区域猪肉生产占比则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由于华中和华东地区受非瘟影响较为严重，被西南、西北和东北等地区抢占了不少份额，而华东地区在消费占比上升了2%的同时产能占比又下降了2%，供需矛盾最为激烈。
若再细分至几个重点省份，可以看出猪瘟前后供需和价差的不少改变。
图7：非瘟前后（2018vs.2021）四大省份猪肉生产/消费量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8：非瘟前后（2018vs.2021）四大省份的价差变化（元/公斤）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首先，所有区域间2021年的价差都大于2018年的价差。
其次，多个地区价格关系颠倒，湖南-云南、湖南-四川和四川-云南这三地表现最为明显。在2018年前，大多数时候猪价的表现形式为：云南>四川>湖南；而在2021年则反了过来。从我们非瘟前后产销增减的变化图表上也可以看到，非瘟之后，云南受影响稍小、产能扩张快，猪肉生产量较猪瘟前甚至上涨了1.04%，价格自然就降低了，而湖南和四川的猪肉生产量均因产能去化大幅度下滑，其中四川的消费量下滑幅度也比较大，对冲了部分供给下行的冲击。
从湖南-河南的价差关系上看，2021年两地的价差要比2018年的价差高出不少，尽管从供给侧来看，河南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更大，但除了本区域的供需之外，湖南南方面临更多更直接的销区需求。
总的来看，当前生猪的区域价差在多地已经超过了成本差距所能解释的范围，核心还是由于猪瘟之后，区域供需的不平衡和不匹配。猪瘟影响小、恢复快的区域，尽管成本更高，但不一定能实现更高售价。而又由于新的供给一旦形成，要实现去化又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部分区域的养殖竞争将比全国平均水平更激烈。
2.3.2初期调运拉大区域价差
非瘟发生的第一时间，为了防止疫病的快速蔓延，政府出台了跨省调运限制的政策，切断了各省间供需流通与调配。而调运是我们平衡各地生猪产能的主要手段。产区生猪出不去，销区供应缺口也得不到补充，呈现出阶段性的区域价格扭曲。
2018年末，我国爆发疫情的省份有8个，而疫情省的相邻省份有10个，其中包括了河北、山东、湖北等几个养猪大省，整体覆盖了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东南地区。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至此我国生猪由北向南的运输线路受到严重阻碍。
图9：非瘟初期的调运限制区域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图10：非瘟初期部分省的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调运限制出台后，主产区一方面本身供大于求，另一方面有恐慌出栏的状况，生猪价格大幅下跌，如河南、山东、黑龙江；而主销区供小于求，生猪价快速上涨，如浙江、广东。
浙江-河南的价差从2018年8月初的0.8元/公斤到9月底迅速扩大至8.44元/公斤；类似的还有浙江-黑龙江，在上述相同时间段中价差从1.53元/公斤飙升至7.61元/公斤。而广东与浙江的境遇相同，广东-河南和广东-山东的价差也从8月初的0.85元/公斤和0.81元/公斤涨至10月底的5.78元/公斤和5.06元/公斤。
2.3.3非瘟常态化管控，调运继续缓解不平衡
随着非瘟蔓延和常态化管控的需要，政府对调运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提出了按照地理相邻、产销互错等区域划分原则将全国共分为5个大区的防控政策。核心是限制跨区、跨省调运，通过省内以及点对点调运，来平衡区域产销。
五个大区分区管控政策于2019年便开始征求市场意见并逐步实施，2021年5月1日正式全面试运行。根据《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所述的五大区具体划分如下图：
图11：五大区划分情况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这一政策的落地明确了监管要求，点对点调运的保留以及各地区自身供应的恢复使得区域间较大的价差逐步回落。
以浙江省为例，作为我国的生猪调入第一大省，浙江省非瘟前猪肉自给率为40.09%，非常依赖省外调运。在非瘟发生后，浙江同产区，例如河南，快速扩大了价差。而随着地方保供要求带来的自给率提升，以及分区防控调运政策落实后，整体价差逐步恢复。
图12：自非瘟发生至今浙江-河南两省的价差变化（元/公斤）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综上所述，中国不同区域的价差受到成本和供需两个层面的影响，而非洲猪瘟由于在各省份发生的时间不同，严重程度也不同，在短时间上造成了各省间供需的不平衡，调运限制则阻碍了自由流通，使得价差的扭曲无法被及时修正。
3. 政策指引下的价差
如今距离非洲猪瘟最初的爆发过了3年，生猪的价格在经历了大涨大跌之后又基本恢复到猪瘟前的水平。根据农业部数据，2021年生猪出栏67128万头，年末存栏44922万头，全国的生猪产能基本恢复了90%以上，不过各省区之间的价差和非洲猪瘟前已经出现了长期且持续的变化。
正如上文所述，生猪区域价差的长期基础是成本差距，直接原因是供需的区域差距，而在自由调运和非自由调运的政策下，区域间价差受供需不平衡扭曲的程度不一。成本的差距是根植于地理状况，供需的差距则和养殖布局有关，我们将在未来的文章中进行阐述，下面我们就政策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3.1 从“调猪”到“调肉”
相较于调运生猪的可能产生的交叉感染、猪瘟扩散和高损耗率，调运猪肉的风险小了不少，农业农村部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改变传统生猪调运方式，鼓励生猪就地屠宰，实现养殖屠宰配套，从“调猪”转变为“调肉”，降低由于生猪流通受阻出现的区域价差，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猪价，保障食品安全。
其实生猪养殖行业由“调猪”转向“调肉”乃大势所趋，而非瘟刚好加速了这一趋势。这一转变除了能防控动物疫病传播和大面积流行外，还可以更好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猪周期。
但远距离的猪肉调运仍然受到多重阻碍，调运冷鲜肉必须有完整的冷链设施。屠宰场、冷鲜肉销售商必须拥有相应的保鲜储藏仓库，运输需要使用价格更昂贵的冷链车辆，在运输途中温度必须恒定在0~4℃。而我国目前的配套冷链仓储和物流设施并不完善，致使猪肉的冷链运输并没有在政策一出台后就迅速发展。
另一个问题则是生猪屠宰产能的匹配，尽管我国目前处于屠宰产能过剩的状态，但屠宰生产的结构并不能完全满足大量长距离的冷鲜调运。在企业分布和设施设备上，都需要新的投入。我们可以看到，在本轮周期中养殖企业向屠宰进发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光靠供应端的努力，依旧是不够的。
在南方地区，热鲜消费的习惯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消费市场需要漫长的过程来实现转变。随着城市化进入深度阶段，城市消费场景的不断转变，居民对生鲜消费具有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肉类消费习惯的改变也必然会发生。不过在转换的漫长过程中，区域间价差的“不甚合理”的情况将依旧存在。
3.2 生猪调运继续受控
非洲猪瘟在被传入中国前已经在非洲蔓延了100多年的时间，非洲猪瘟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物的情况下，在我国也不会太快被消除，和非洲猪瘟长期共存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要面对的。而防范疫病大规模传播的重要手段就是限制生猪的无序调运，减少风险暴露。
但如前文所述，如今我国调运实施的是自2021年5月1日起开始了五大区分区防控政策，而对大区的划分是根据各省的生猪净调入/调出量来决定的，优先将大的产区和大的销区分在同一大区内。目前来看这一政策是有效的，各省份间的价差并未再次明显扩大，如前文所举例的浙江-河南。
3.3养殖政策
在养殖政策方面，可以看出除了环保政策日益严格，其余方面都向保供进行倾斜，尤其提到省长、市长负责制，更是要求各省市本身能够形成自身稳定的供给。
其实在2016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生猪生产发展规划：《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具体划分情况如下：
这一养殖分区的概念本来是针对各地养殖的资源禀赋，进行区域供给的协调，让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增加养殖，配合环保整治和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养殖分布。
而这样的调整势必涉及区域间供需的改变以及调运需求的增加，甚至进一步拉大主产区和主销区的产能差距。
从某种程度上说非洲猪瘟的发生，一方面导致区域调运的受限，东部和南部销区为保供纷纷增加本省产能，约束发展区也在相对合适的区域建设新的产能；另一方面，重点发展区和潜力增长区受非洲猪瘟影响不同，而恢复速度不同，有的潜力增长区产能提升较快，但受限于调运和对应销区产能的恢复，反而成为低价区，没有能够获得养殖资源禀赋的优势。
我们认为，未来的养殖政策，将继续平衡保供、环保/区域禀赋以及食品安全三方面问题。关键时刻需要地区负责，但总体来说，全国一盘棋，才能获得最优解。
文章来源：中信建投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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